贾选凝：他能不能被判死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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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内湖区昨天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随机杀人事件，令人心痛的是当街被砍断头的女童只有四岁，而她母亲就在她身边一米开外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看到女儿在被一个男人拿菜刀狂砍。路人迅速制服了凶嫌，警察随即介入，但四岁小女孩的惨死，看着女儿死在眼前的痛苦母亲，女童家人崩溃的眼泪和质问，以及凶嫌的毫无悔意，这些加起来，迅速激发了社会众怒。在嫌犯被带到警察局和其后移送地检署时，都被大批愤怒的民众层层包围、劈头盖脸围殴。
而“这样凶残没人性的人渣，必须直接判死刑！”的声音，也第一时间发酵成了对于在台湾“推动废除死刑”团体的讨伐。持“反废死”立场的民众（目前来看在六七成以上）认为“废死”根本是乡愿，大批网友也在脸书上要求“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”出来回应——面对这样极度恶性的凶手，是不是还不该判死刑？
▲ 路旁围观的民众。（杨兆元摄）图片来源：台湾《中时电子报》
于是事件焦点很快转移到了“死刑存废”的争议上。“废死”是台湾的长期议题，其中的复杂和困难涉及诸多面向，长期无解（其实不独台湾，欧美社会也经历过很多对死刑的争议），但往往会透过单一事件，特别是像随机杀童案这种状况残忍到让人很难保持理性，感情会迅速被愤怒主宰的凶案重新点燃，成为风口浪尖的激辩。事实上，这已是台湾四年里发生的第三起随机杀童案，前面有一起案件里，嫌犯还说自己犯案前上网查过，“在台湾杀一两个人也不会判死刑，我就被关在牢里一辈子就好”。也难怪“反废死”的人气到快吐血。
今次，“反废死”团体号召民众上凯道游行，敦促台湾当局该判死刑就判死刑，不要对死刑“存而不用”。更有蓝营“立委”提出应该修法，恶意杀害幼童应处以“唯一死刑”，而从网民的反应来看，支持者众多。为人父母者将心比心，对于这种杀童事件，从情感上大多不会支持废除死刑。
不管怎么说，这起女童断头案对台湾人内心的冲击都是空前的，因为台湾此前从来没有哪起杀童案是就在妈妈眼皮底下发生的。女童的母亲事后面对媒体所讲的话，情绪虽然克制，却把人推入了更沉重的思考。她说：“这个社会一直在谈家庭、教育以及工作间的平衡，我辞职之后回家带小孩，我没想到这个社会是如此的不安全，我真的很希望政府、各级单位能做些事情，让妈妈安心带小孩，或是让妈妈安心工作。”她不是没有好好去带小孩，她女儿当时距离她只有一米远，只差没有手牵手，但就是这样，就在她眼前，女儿被人拿菜刀把头砍断——光天化日之下，我明明就在旁边，却保护不了我自己的小孩，只能亲眼看着她被砍死——这太难想象，可却实实在在发生了。所以让人冰冷彻骨。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？竟已不安全到这种程度？为什么能允许这个社会如此不安全？嫌犯一个人无法承担的沉痛诘问，其实是整个台湾社会要共同分享的痛苦思考，也因而会成为一道集体创伤。
这样的创伤需要多久平复是后话，而眼下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所有台媒全天滚动播放女童被杀事件，但基本事实就只有那么多。妈妈的绝望、奶奶的痛哭、凶手毫无愧色的脸都循环过无数遍之后，人们发现，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发生的悲剧无可逆转。如何杜绝以后再出现这么丧心病狂的人？也没人知道，连女童妈妈都说“不是靠立法、做什么处置就能解决的”。于是，人们此刻唯一有能力关心的，只有该怎么对待那个令人发指的凶手——他能不能被判死刑？
把“死刑存废”由来已久的争议投射在单一事件上掀起轩然大波，对事件本身当然于事无补。但民众的惊骇、愤怒与压抑，找不到出口，也就只好找支持“废死”的团体出气（或是直接跑去地检署门口追打嫌犯）。人们没办法去准确解释“为什么今天的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事？”可又想在“该不该让这个凶手去死”的问题上找到标准答案。于是，焦点被转移、问题被简化，只因为大家都找不到回答背后复杂问题的路径——你又怎么能保证未来不再出现这样的人？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结构里，总有人会感到被遗弃。而极端事件发生的几率，就类似于恐怖攻击，台湾人可以不太关心外部的比利时恐攻，却无法对随机杀人案这种来自社会内部的“恐攻”熟视无睹。关心然而无解，既无法预测，又难以面对，整个社会的病症让人无能为力。
“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”执行长林欣怡在脸书上写：“我真的好希望有个简单的答案。如果有个简单的答案就好了。”其实支持与反对“废死”的双方，恰恰都太想要个“简单的答案”。她的文章一po出来，马上有网友留言攻击：“你就是帮凶”、“都是倡导人权的废死联盟害的”——支持“废死”就是跟杀人犯站在同一阵线，也就等于是在伤害社会。言辞再激愤些的，干脆直呼“让废死联盟去死”、“废死联盟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”，感觉好像根本是“废死联盟”杀了人或是教唆嫌犯去杀的人。
尽管我认为一起社会效应如此沉重的恶性案件发生后，只讨论“要不要判那个凶手死刑”是过于简化而且失焦的逻辑，但却能够理解针对“死刑”这种惩罚机制的两种迥异立场。事实上，支持“废除死刑”的人，也并不比“反对废除死刑”的人更理性超然高尚文明，这不是理性与感性的问题，而只是不同的价值、教育与信仰所构筑成的不同逻辑链，因而没有高下之分，也不是对与错的判断，只是选择之别。如果我们觉得说“废死”更为文明理性的话，那其实福柯在《疯癫与文明》里就讲过，人类文明史只是一场所谓的“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”，所有我们现在认为“理性”的东西，都只是被历史所建构出的话语——而之所以目前无法走到“废死”的“更文明阶段”，只因为我们的历史还没建构到那一步。
我昨晚和一位对“废死”有所保留的朋友讨论，他的态度就是：“如果把废除死刑当成台湾未来文明社会的指标，我是赞同的。”但如果在迈向文明社会的前进过程中，急推“废死”议题，就显得有些本末倒置——他说：“‘废死’团体试图透过废除死刑，提高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。可我觉得步骤不对呀，应该是在人民的文明提升之后、在社会八九成以上的人都有赞成‘废死’的共识之后，再去转变。”
而另一位对“废死”看法保守的朋友是五年级生，他坦言说：“我们那代人从小到大，媒体也好、普罗大众也好，给我们的教育，就是杀人有王法管。那现在你跟我说，杀人不用偿命。以我的价值观来讲，当然我会质疑啊。也许新的世代会有更多元的包容，毕竟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我们不一样。”
价值观之外，误将司法问题和人权问题混在一起谈，也是“反废死”人士对“废死”的challenge之一。每次“废死”团体出来谈人权时，总要面对这样的质问：“杀人者难道没有先去剥夺别人的人权吗？”那如果有，为什么不能用公权力给他惩罚？
▲ 马英九，图片来源：CFP
而站在支持“废除死刑”的立场上，蔡英文过去曾批评过马当局没有与台湾社会沟通“废死”议题的愿景，她认为“废死”需要政府机制和程序的配套，需要进行必要的社会说服，而马当局完全没有做行政上的准备，让大众觉得当局在该议题上摇摆不定，没有一个明确立场。不过如今，一向走不出“废死”迷思的民进党，要如何因应女童断头惨案的强烈社会回响，去跟民意沟通，也是对新当局行政策略的考验。
那位五年级生，末了跟我说：“不是说我多反对‘废死’，只是在现阶段，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：杀人不偿命。”
这种似乎也挺合逻辑的“一命抵一命”，触动我想起了汉娜·阿伦特所讲的“宽恕”。在我看来，她对“宽恕”的阐释，可能是她笔下最为光芒万丈的哲学文字。阿伦特认为，唯有宽恕，能够透过行动去解决“行动的问题”——简单来说就是：宽恕是一个终点，它打破了冤冤相报的循环，它是世间最为不可预测的行动，它也终止了一切行动的不可预测性。不过后来这种观点总被误读，有太多人认为阿伦特是在讲“因为大爱，所以宽恕”。完全大错特错，的确在阿伦特那里，有give，才能forgive，而爱则是能超越自身界限的give——但有爱，却不一定会有宽恕。因为阿伦特说过，宽恕是个例外，它的极度珍贵就在于，宽恕别人，是对自己的救赎。但没人知道它何时到来，连宽恕者自己都不知道；正因为此，加害者并不能主动去要求宽恕。
让仇恨的循环结束在“宽恕”里，可遇不可求，人性毕竟没那么伟大。而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说，社会上有“废死”的讨论当然很好，但在讨论不出一个共识之前，也唯有相信现行法律。的确，呼吁将斩首女童的凶嫌处以死刑，既不解决问题也不能弥合伤害，然而民众始终需要一种方式，安放苦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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